能勉强谈得上‘亲身经历’‘亲眼见证’，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，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，应当是只有‘道听途说’这个来源的。

至于通过皇室档案、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，也可以排除。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‘史学世家’不同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。

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，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。

司马迁八世祖：司马错，秦国武将；

六世祖：司马靳，秦国武将；

高祖：司马昌，秦始皇时期铁官；

曾祖：司马毋怿，汉高祖时期市长（市集吏长）；

祖父：司马喜，无官职，五大夫爵位。

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‘太史令’这一职务，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，司马家族才和‘史家’一词沾上了关系。

司马谈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太史令，也基本可以确定为：专门负责记录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，传于后人。

在此之前，汉室高皇帝时期、惠帝刘盈时期的皇帝起居录，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‘修正’过。

而在当时，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，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，司马迁却在《史记》中，以‘记史’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、夏本纪、殷本纪、周本纪，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。

通过这三点，辩证的分析过后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司马迁著史，总体上保证了对客观事实的阐述，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，但对于汉武帝之前，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，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，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，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。

到这里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，似乎毫无存在感的周吕侯吕泽，或许就清晰了许多。

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时期，经过吴楚七国之乱，汉文帝刘恒一脉的皇统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，既然如此，那吕氏外戚，乃至于惠帝刘盈一脉的丑化、反派化，自然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举。

从《史记》中许多活灵活现，却完全说不通‘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件事’的事件当中，我们也不难看出：对于惠帝刘盈、高后吕雉，以及包括吕台、吕禄、吕产在内的吕氏外戚，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丑化的。

那么，周吕侯吕泽，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？

同样通过《史记》记载，我们可以得知：吕泽是吕公的长子，是吕雉的长兄。

而在秦始皇在位时期，吕公举家迁至丰邑，是受到了丰邑令的款待的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吕氏家族，应当是小有名望的名门。

反观刘家，刘邦官职为泗水亭长，长兄刘忡、次兄刘喜务农，四弟刘交就学。

从幼子刘交有钱出门游学可以看出，作为落魄贵族，刘太公刘煓应该是有些家底，但从刘邦‘泗水亭长’的职务，也不难看出：在当时的丰邑，刘家的地位远不及吕家。

那么，问题来了：一个泗水亭长刘邦，真的有带领整个丰沛起兵造反的号召力吗？

贩夫樊哙，刘邦或许还能支使的动，那在县衙做官的周勃、曹参、萧何等人，作为下级的刘邦，真的具备‘我们造反，你做我小弟’的人格魅力吗？

或许有，但我个人更倾向于：这些名垂青史的‘小’人物，刘邦凭借泗水亭长的身份还够不上，应该是由丰邑名门吕氏的长子吕泽出面，为刘邦引见的。

这从《史记》当中，汉室鼎立之前，曹参参与的大多数战争，都有吕泽的身影若隐若现，萧何、周勃等丰沛老臣，也屡屡无偿出面维护吕氏，樊哙迎娶吕氏女，众人都颇为亲近吕氏可以看出。

看透这一点，我们不妨大胆猜测：刘